目前，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正以出乎意料的深度和广度影响、冲击全球经济。面对此危机和困境，各国学者、专家也纷纷从各个角度去分析此次危机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对策。其中，美国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直言：迷失的央行是金融危机根源。作为该领域的顶尖经济学家和前美国克林顿政府财长，其言论绝不可小觑。
并且，从危机爆发后各国媒体的内容来看，“各国央行纷纷出台措施以应对危机”这样类似的头条也是越来越多。这起码可以说明央行在该危机中肯定扮演一个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图对其进行解读。
一、危机的原因
1. 大规模发放信用度很低的次级贷款，为危机爆发埋下伏笔
所谓次级抵押贷款，是指向那些信用级别不高的低收入者发放的家庭或个人住宅抵押贷款。由于之前的房价很高，贷款机构认为尽管贷款给了次级信用借款人，如果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则可以利用抵押的房屋来还，拍卖或者出售后收回银行贷款，因此大量发放此类贷款。
贷款机构为了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扩大市场份额，许多放贷机构调低了针对所有借款人的信用门槛。不少放贷机构开始向一些信用等级较低的借贷人推出次级抵押贷款。一些次级贷款公司受利益驱使，开始了更加激进的信贷扩张，甚至推出“零首付”、“零文件”等贷款方式，不查收入、不查资产，贷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仅需声明其收入情况，而无须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一些放贷公司甚至编造虚假信息使不合格借贷人的借贷申请获得通过。在这种情况下，本来不可能借到钱或者借不到那么多钱的“边缘贷款者”，也被蛊惑进来。
但进入2006年，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尤其是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也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住房市场的持续降温也使购房者出售住房或者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困难。这种局面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导致抵押贷款机构破产，进而引发“次贷危机”。
2．以这些次贷为基础创造的高风险衍生证券导致了信用风险的产生和扩散
当次级抵押债价格大幅下跌并最终导致次级抵押市场丧失流动性的时候，美国金融企业坏帐拨备持续增加，使得其资本基础不断受到削弱。这时过高的的资本杠杆比率进一步动摇了人们对金融机构的偿付信心。在不断扩大的损失面前，金融机构为了自保，不断囤积现金，不愿借贷，这就导致信用不断紧缩，越来越多的市场失去流动性。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信用紧缩使得更多的资产价格下跌，坏帐继续增加进一步侵蚀金融机构资本，反过来导致信用进一步紧缩。
同时，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生命线不断萎缩甚至被切断后，工商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触发破产潮的风险就不断增大。人们开始担忧，随着信用紧缩的持续，产业破产潮将会不断逼近，金融机构反过来将受到更大打击。这是一个链式反应，金融危机将进入恶性循环的阶段。
次贷原来是间接融资市场的交易，主要风险在商业银行，证券化把风险转移到直接融资市场，分散到国际证券市场，直接融资市场的深化产生了CDO，对冲基金又将其以放大多倍的衍生交易送回到间接融资市场。这是银行到证券再回到银行的循环，就像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从商业银行经过证券和衍生证券，再以更大的风险回到结算银行。
从一个住宅抵押贷款市场的信贷危机，经过三次衍生和打包，演变成为欧美金融体系核心层面的信用危机。原初举债购房的穷人和因小失大的机构已经退居为次要的角色，危机的主角变成了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结算银行。
二、原因之原因分析
——央行之迷失
美联储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简称，其职能实际上就是“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成立于1913年，由全美12个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组成。它负责制定美国的货币政策，包括规定存款准备率、批准贴现率、对12家联邦银行和其他会员银行及持股公司进行管理与监督，概括起来，就是制定货币政策和进行金融监管。但在这次次贷危机中，正是美联储监管的缺失和货币政策的失误导致上面大规模信用度很低的次级抵押贷款及以这些次贷为基础创造的高风险衍生证券的发放，进而产生危机并导致危机愈演愈烈。。
（一）监管之缺失
第一，缺乏对发放次贷规模和数量的监管
放松监管一向是格林斯番所推崇的管理之道，也正是他担任美联储主席的这段时间里，美国央行降低了抵押贷款的标准，导致相当一部分信用或生存状况不佳的贷款人以低廉的成本通过贷款购买房屋，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第二，缺乏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表现在：
1．对各类衍生产品的发行规模和数量没有控制，监管力度松懈以及忽视对市场潜在金融风险。
2．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出现真空。由于各金融部门、金融产品监管标准不统一，导致美国各金融监管机构在监管权限交叉重合的同时出现许多监管真空。如，像CDO(债务担保证券)、CDS(信用违约掉期)这样的金融衍生产品，就没有明确的部门管理。特别是从源头次贷的发放来看，一些金融机构为更多更快地发放次级贷款，有意放松对借款人基本借款资质和条件的审查，因为贷款机构只要把次贷转卖给“两房”后自己就是安全的，但对这样的严重问题，并没有监管者对此作出恰当的反映。
3．金融监管反映延迟。由于各种新型金融衍生品不断涌现，相应的监管法律越来越专业化，监管规则制定越来越细化，但因专业性的提高以及法规执行中的程序性，监管者判断反映的速度下降，最终出现越来越明显的监管效率低下的严重问题，导致政府对市场变化的反应不断滞后。这一点从金融衍生品作为行业中的新宠，所有关于其他的风险提示全部流于形式上就可以明显感受到。
第三，缺乏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
次贷危机爆发后，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主要评级机构成为最直接的批评对象。各评级机构被认定过高的提升了次贷产品的评级，并极大地促进了次贷市场的发展，这些评级机构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证券发行商，却要求它们对市场投资者负责，这种评级制度上的漏洞已经引起广泛关注。
金融衍生品的发展，有利于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但其定价和交易则有赖于准确的市场评价。那些素以严苛著称的一流机构对金融产品的评级严重依赖于产品发明者提供的信息和出具的数据，再加上围绕次贷和次债进行的一系列产品衍生过程中，每个环节的信用评估是相互脱节的———次债不需要身份证明，只需要评级机构的等级证明。当市场评级机构这一环出现问题的时候，信任危机也便随之开始了。全球投资者正是出于对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信任，才能够放心大肆购买次贷相关产品，可正是这些评级机构评定的同美国国债相同级别的3A级证券，却在一夜之间成为投资者手中的垃圾。这些评级机构不切实际的评级以及次贷危机爆发后下降评级动作的迟缓，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次贷危机的强度，对这次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
（二）货币政策的失误
从2001年初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下调50个基点开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开始了从加息转变为减息的周期。此后的13次降低利率之后，到2003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1%，达到过去4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反映在房地产市场上，就是房贷利率也同期下降。30年固定按揭贷款利率从2000年底的8.1%下降到2003年的5.8%；一年可调息按揭贷款利率从2001年底的7.0%，下降到2003年的3.8%。
这一阶段持续的利率下降，是带动21世纪以来的美国房产持续繁荣、次级房贷市场泡沫起来的重要因素。因为利率下降，使很多蕴涵高风险的金融创新产品在房产市场上有了产生的可能性和扩张的机会。表现之一，就是浮动利率贷款和只支付利息贷款大行其道，占总按揭贷款的发放比例迅速上升。与固定利率相比，这些创新形式的金融贷款只要求购房者每月担负较低的、灵活的还款额度。这样，从表面上减轻了购房者的压力，支撑过去连续多年的繁荣局面。
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开始了逆转；到2005年6月，经过连续13次调高利率，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高到4.25%。到2006年8月，联邦基金利率上升到5.25%，标志着这轮扩张性政策完全逆转。连续升息提高了房屋借贷的成本，开始发挥抑制需求和降温市场的作用，促发了房价下跌，以及按揭违约风险的大量增加。
三、危机对我国之启示
——央行之回归
（一） 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融创新造就了美国经济的繁荣，也造就了今天的危机。客观的说，金融创新可以分散和转移风险，但不能消灭风险，当最终实体经济出现问题时，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华尔街精英们利用其“精湛”的金融工程技术，设计出售各种衍生品以转移分散风险是错误的，我们能清醒看到的是，主要的错误存在于在金融创新过程中，金融监管不力，导致对这些复杂创新产品自身暗藏的巨大风险缺乏强有力的外部约束。
在中国当前积极提振内需弥补外需不足，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过程中，国内加大投资保增长的热潮已经形成。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与美国不同，我们的问题目前并不体现为金融业的全行业风险，但基于对资金集中使用易导致伴生问题的担心，我们应以借鉴之心，充分吸取美国金融危机中监管不力的惨痛教训，弥补完善我们的“救市”之道。
首先，要突出强化我国金融系统的功能监管。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真空和盲区；从金融业务末梢上出现的小问题抓起，以防从个别向普遍演变，形成大范围的经营隐患，使监管更具前瞻性和有效性。
第二，健全完善信用体系，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金融体系的核心是信息，信用建立于信息之上。要通过信息的收集与有效运用促进信用体系的建立，推动全国性的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对于大众对信息评价的影响会愈来愈深，加强对这类机构的监管也成为关键。
第三，强化监管部门的职责履行。当前，金融监管部门应当特别加强对资金投放方式、渠道，性质、方向、使用上建立、完善并切实落实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稽核制度、社会监督机制及项目信息管理制度，监控并确保资金配置与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切实防止资金在某些领域或行业的过度配置。这是既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启示，也是中国经济特别是金融业在当前金融海啸中逆水行舟的基本保障。
（二）对我国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启示
美国次贷危机为我们全面解读美联储应对危机之道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这对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也有四大方面启示。
第一，在经济金融正常时期和危机时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在经济金融正常时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平滑特征，具有渐进主义特点，主要体现的是规则性(如泰勒规则)；在危机时期，货币政策应该是及时的、决定性的和灵活的，且比较激进，这是一种风险管理策略，主要体现的是灵活性。
第二，信息对于经济、金融是极其重要的，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就是降低信息不对称性。金融危机可视作是信息不对称性的加剧。因而，建立健全各种经济金融指标体系，完善信息采集、发布和传播机制，有利于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也有利于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
第三，在任何时期都应坚持央行的政策目标。美联储担负着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的双重目标。在危机时期，货币政策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宏观经济稳定(即维持充分就业)，但这是以价格预期的稳定为前提条件的。一旦通胀预期开始显著上升，美联储就结束放松政策，开始收紧货币，在反通胀和维持充分就业之间寻求平衡。
第四，央行的信誉以及与公众的沟通对于央行应对危机是重要的。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公众对以往央行干预行动的认可以及央行对干预机理的公示，使公众保持低通胀预期，这是央行实施危机政策的前提条件；二是危机时期力度较大的政策操作常被公众误解为货币当局认为经济状况已极度恶化，这不利于公众形成对经济前景的合理预期，央行需要与公众充分沟通。
